行高于世，自有口碑。我从小就听到许多关于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的感人事迹，尤其是关于他的“倾资兴学”。我因而十分崇拜他，觉得他这个人很伟大。后来，我在陈先生创办的厦门大学学习并工作过多年，尤其是自1937年有幸第一次见到过他老人家并在解放前后和他本人有过多次接触后，我对先生的思想和人品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

今天，当我们纪念陈嘉庚先生诞辰120周年的时候，我想起毛泽东同志对他曾有过“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历史性评价。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我觉得先生确实是当之无愧的，他是一位永远值得后世怀念和学习的典范人物。

一

陈嘉庚先生一生创办了十几所大中小学和多所专科学校。办学中，他深得其胞弟陈敬贤先生的鼎力协助。在集美学村和厦门大学，他们通常称陈嘉庚为“校主”，称陈敬贤为“二校主”，这种特殊的称呼很能说明陈家兄弟与兴办教育的渊源关系和人们对他的崇高敬意。

陈嘉庚的办学首先是在家乡集美陆续创办了各种类型的学校，包括男小、女小、男中、女中、男师范，幼师、水产、航海、商业、农林、国学专科学校等。此外，还附设幼稚园、医院、图书馆、科学馆和教育推广部，统称集美学校，后来定名“集美学村”。其后，又在厦门创办了厦门大学。

集美学村中最有影响的当推航海学校，它是解放前我国仅有的两所航海专科学校之一，是当时我国培养航海人才的重要基地，形成了国内航海方面的两大学派之一，旧中国有相当部分的船长、大副、二副等高级船员都出自集美航海学校。

陈嘉庚先生当年创办集美学村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创举。办教育可以说是让人摆脱精神方面的“贫困”，这同摆脱物质方面的贫困一样重要。联想到现在的某些“大款”手里有钱以后，就吃喝玩乐、一掷千金，更显出了陈嘉庚先生的伟大和远见卓识。

厦门大学是我学习和长期工作过的母校，我在厦门大学读书期间就曾为自己的出生地厦门有这么好的一所高等学府而深感庆幸，要不然，像我这样一个“穷教书匠”的儿子，到外地上大学将是一种沉重的经济负担。当时的厦门大学较之国内其它大学有许多优越之处，仅将教授薪金定为300块大洋这一项就为国内大多数大学所望尘莫及。可是后来我了解到，为办好厦大，“校主”在海外却承担着比我这样的学子更难以想象的巨大经济压力。

陈嘉庚在海外的经济事业曾有过辉煌的成功，但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加深，他的经济事业从1926年起开始走下坡，到1928年，整个资产损失过半，而后在垄断资本集团的打击下，他的企业被迫改为股份有限公司而最终于1934年底收盘，宣告破产。众所周知，这一时期乃至以后的三年里，厦门大学的经费仍然依靠陈嘉庚先生的支持。就创办和维持厦门大学整整16年这件事来看，他是竭尽全力、超负荷地坚持过来的。

爱国爱乡说起来是炎黄子孙的一种天性，古往今来亦不乏热心公益、捐资办学的实业家。然而，像陈嘉庚先生那样倾“资”而“捐”者世所罕见。他一生为教育捐款的数额累计起来有几千万元，几乎相当于他“奔走海外，茹苦含辛十年”积攒起来的全部财产。一个人在海外取得事业的成功本来就很不容易，成功之后把一切献给祖国、献给家乡、献给培养下一代的教育事业，这是何等博大的胸怀和献身精神！

二

我一直渴望着能够一睹“校主”的丰采和亲聆教诲，这一愿望终于在我出国留学的途中得以实现。

1937年秋，我考取中英庚款公费留学，从上海启程奔赴伦敦。我乘坐的轮船抵达途中的新加坡后停靠了两天，由于张述同学的引荐，我在第二天上午到“怡和轩”拜访了“校主”。

张述事先已向他禀明我此行是赴英留学的，“校主”对此甚感欣慰，对我说了不少鼓励与鞭策的话。他希望我学成之后不要忘本，要回来好好报效祖国，我怀着崇敬的心情频频点头，并表示决不辜负“校主”的嘱托，请他老人家放心。

我至今记得那次见面的日期是1937年8月26日，当时距陈嘉庚和各地侨领筹划成立“南侨总会”为时已不远，他吃、住和工作都在“怡和轩”，可见是很忙的。在这种时候，年逾花甲、德高望重的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乐于接受我这样一个素昧平生的小青年的拜访，足见他毫无大人物的架子而对来自祖国的学子充满关切和希望。令我深为感激的是，许多年以后，校主有一次回国，到厦大后还关切地问道；“怎么不见卢先生?”同事们忙告诉他说我出差了。我和“校主”并无特殊的关系，在此之前也没有多少接触，他却能记住并如此关心一个从事教育工作的晚辈。

第一次见面还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他反复谈论着兴办教育、培养人才的重要，他是把“兴学育人”同民族振兴的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曾引起我长时期的思考：他为什么特别重视教育？

今天，当我们谈论“科教兴国”的时候，我们明白“教育”和“科技”都是“兴国”的重要支柱，因为除教育之外，科技在我国也已取得相当大的发展，特别是后者已成为“第一生产力”。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情形远非如此，由于中国在近代科学上的“空白”，逼得我们只能走出国门做“西行取经”的“唐僧”，像我这样在30年代出国留学的大概属于第二代，第一、二代留学生的任务主要是把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搬回来，回国以后主要是当“教书匠”，把“搬”回来的东西传授给自己的学生，传给下一代。就我个人而言，是到60年代以后才有条件专心致志地从事和组织科学研究的。陈嘉庚当年强调教育，实际上也就包括强调学习先进的科技知识，他认为“教育不振则实业不兴，国民之生计日绌……自非急起力追，难逃天演之淘汰”。这显然代表了那一时代最富有远见的中国进步人士的先进思想。

三

新中国成立前后，我和校主有了较多的接触。

1949年5月，他应邀回国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当时已接近全国解放，可是厦门尚处在黎明前的黑暗之中。“校主”回国之前，我曾以厦大校友总会理事长的身份，致函邀请他老人家回国后顺便到厦门大学检查工作，此函后来还刊登在当时的校友会《厦大通讯》上，为此惹恼了国民党厦门当局，以至把我列入了“黑名单”。这时我才明白，国民党反动派早就十分惧恨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

我记得陈老先生应邀抵厦时，厦门市刚刚解放不久。那一天，他在“映雪楼”东膳厅为全校师生做了一场相当精彩的报告。当时汪德耀校长出国在外，主持报告会的是代理校长陈朝璧教授，他要我协助他做些工作，并要我一起上主席台。

翌年，陈嘉庚即回国定居集美直到逝世，他把晚年的时间和精力都奉献给了两校的建设。这一时期担任厦大校长的是王亚南教授，校长和“校主”之间，自然有许多见面的机会。可是，因为陈嘉庚不会讲普通话，而王亚南听不懂闽南话，于是王校长便拉我居中当个翻译。后来有好几次，王校长干脆让我代表他本人与陈老先生直接联系。

从这一时期的接触以及耳闻目睹的大量情况来看，陈嘉庚爱国之深切，兴学之诚毅，品格之高尚，确实无以伦比！

他一生创办了那么多学校，捐建了那么多校舍，但在他生前，不允许在这些学校，哪怕是在一座大楼镌上自己或他胞弟敬贤的名字。厦大早期有一座楼原以“敬贤”命名，为的是纪念曾为厦大的建设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而英年早逝的“二校主”，陈嘉庚知道后马上制止。后来，那楼名就改为“群贤”。在他看来，他兄弟两人的全部贡献，只是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不值得居功留名。今天我们在厦大见到的“敬贤楼”，是陈嘉庚逝世以后兴建和命名的……

有一件事尤其令人难以忘怀。解放后，在陈嘉庚多次建议和奔走之下，终于建成了鹰厦铁路，他应邀出席了在鹰潭举行的通车典礼。为了迎接陈嘉庚，当时的鹰潭镇镇长特地备了丰盛的宴席。可是在宴会上，陈老先生坐在那里一口也没吃。镇长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冒犯”了陈老先生，于是上前连连道歉。这时，熟悉陈嘉庚的人告诉镇长：您要请陈老先生吃饭的话，最好是给他上地瓜稀饭……这话听来令人难以置信，但陈老先生确实如此。他的生活一向十分简朴：居室很简单，陈设也很简陋；山珍海味似乎与他无缘，地瓜稀饭是他一生的主食；他没有任何嗜好，烟茶酒从来不沾。他一生奉行的信条是：“该用的钱，千万百万也不要吝惜；不该用的钱，一分钱也不要浪费。”就是请别人吃饭，也是如此。

爱祖国、重气节，倾资兴学，不图名利，一切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依据……这一切并不带任何“新潮味”，却是臻于极境的懿德嘉行，是陈嘉庚留给下一代的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永远垂范后世，永放光芒!